在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的当下，中国需要回顾并确认初的改革目标，以确保今后一段时期的改革进程不会出现偏颇。电改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，电改是否成功也不仅仅取决于电力行业、电力企业的经营是否成功，而是要真正地激励电力企业将劳动力释放到更具生产力的岗位，降低电力成本，支持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。虽然不能将电改与降电价简单地划等号，但不可否认，中国电改的主要动力就在于工业电价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，政府希望通过电改降低其他经济部门的用电负担。这里所指的降电价，不是压低火电厂的合理利润甚至让其陷入亏损状态，而是通过提高电力系统的运行效率来实现。

中国地域辽阔，能源资源分布不均，通过大范围电力调度优化电力系统的潜力很大。然而，目前的电力系统主要在省级组织调度，省与省之间有一些更别的区域管理，但这些管理往往是季节性的。省级调度不能充分利用跨区电力交易的重大机遇，造成了效率方面的损失，比如在云南和广东，云南经常有水电过剩，而用电大省广东的电力生产成本要比云南高得多，两省之间的电力调度受到限制，阻碍了低成本电力的优先配置。

在发用电计划模式下，电网企业需要根据政府核定的发电机组年利用小时数进行调度，而不是基于发电成本由低到高的顺序进行，这也是需要改革的地方。中国《可再生能源法》规定所有可用的可再生能源电力都应优先调度，但在实际操作中，为帮助化石燃料发电厂达到年利用小时数目标，往往加剧了弃风、弃光问题。其实，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边际成本很低，弃风、弃光所浪费的实际上都是几乎免费的电力。量化研究表明，通过降低可再生能源出力损失和优先调度更的燃煤发电机组，可以让中国的煤炭需求降低6%，*一项便可以将工业电力总支出减少1%～2%。